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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以“二郎山樵夫”自诩的医生李存刚，书写了一系列看来颇为另类的文章。其文笔老练、不动声色的叙述风格，令阅读者情不自禁地在脑海中呈现出，那种传统文化里，抿着老酒，冷看大江东去的老樵形象。
而其实，李存刚并不另类，其客观、冷隽的文风，反映出的是其功力的深厚；而其素材的新颖，更是深入乃至参与了现实生活，而不是仅仅“贴近”了生活的表面；其叙述的角度，因职业而独特，在小圈子里有“医事文学”之誉，仅就题材来说，往往难以截然贴上小说、散文或者是报告文学的标签。
就以忆旧性的小品文《母亲与生姜》、《父亲与黄柏》来看，李存刚用平实的叙述，诿诿开辟了一片生活的富矿。在没有直白的诉说，甚至没有过多的忆情倾诉下，不经意地就将我们心灵深处那块埋植着亲情与生活本质的泥土，仔细地犁了一遍，于是我们在物欲横流的尘世中，日渐淡忘乃至有意悖弃的泥土气息，忽然就芬芳起来。
然而，李存刚的医事文学有时确有阴毒之嫌。在《病一种：梅毒》中表现得尤其残忍，因而剑客我读后心中块垒顿生，立马通过电话给其明晃晃的一剑：“你是否中了职业病之毒，就如此冷漠无情，竟然拿一位老父亲的老母亲来祭奠医生之本能？”
医生的冷峻有着非典性的冷漠，这是凡进过医院人的都感同身受的,不用赘述。而在李存刚的叙事中，往往看不出是在编造故事抑或是在讲述客观存在，那种不动声色的语法系统与表达节奏，更令人惊异继而悲哀，感觉新奇而又心生酸楚。
有很多次，在新闻记者中，我都忍不住想去与这位二郎山樵夫寻仇——那怕你“躲在深山更深处”，我剑客也要找到并与你一决锋芒。然而，每每读完李存刚的作品后稍息一段时间，往往会因自己的生活中的不小心就有什么事触动，从而引发了对他那些“医事文学”的回味，这时便不得不对此樵夫佩服又佩服，因为经过反刍，仿佛心灵之痒被一只无形的手挠抓，微痛而快乐着，无以言表而又深入骨髓。
这时候，我才明白，如果李存刚身上有一种病毒，那就并不是作为医生所特有的残忍冷漠，而是我们人类在亿万斯年的进化过程中，穿越悠远的时光隧道之后，依然无法摈弃的遗传基因——对真善美的追求。
有一种非常哲学的说法，海洛因之所以为毒品，是因为它令人上瘾；爱情也人使人上瘾，其中毒后的痴迷并不亚于真正的毒品；同理，我们对真善美的渴念与需要，也具有病毒特征，即我们无法摆脱。因此，李存刚身上的那么一种病毒，也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的，去享受真善美快感的内心之痒。
李存刚的作品，从其专业职务的独特角度，轻易就为我们挠了痒，这缘于其有得天独厚的职业环境，又有其绝高奇妙的基本功夫，更主要的是，还有着对“文学即人学”这一写手社会被普遍忽视的真理之牢固把持。
2007年12月11日于芦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