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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被定罪以后，作为“极右派＋反革命份子”的家属，母亲遭受了来自“组织”和“群众”的空前政治压力[1]。为了从那种可怕的政治压力中挣脱出来，也为了两个年幼儿女不至于受到太多的牵连，母亲向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父亲在狱中一言未发，只是默默地签了字。随后，我们兄妹改姓随母。然而，在那个近似疯狂的年代，如此“划清界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同年11月前后，父亲入狱不到一个月，母亲就被流放[2]到那个山区小县的高山上。我至今也无法想像，母亲如何带着我们兄妹俩，在那远离人烟的高山上生活。那一年，我4岁，妹妹2岁多。
母亲出身在一个小康家庭。1949年底，她的家乡解放了，17岁的她瞒着家人参加了解放军，随部队南下。1953年，她转业留在雅安工作。同年8月，她听信父亲的“花言巧语”，去那个山区小县城与父亲成婚，并留在那里工作。
父母的关系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因为他们的说法不一。不过，我能够理解母亲对父亲的怨恨，毕竟他给她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带来了一生半生的灾难苦难。[3]
在那个黑色的1958年，原本完整的家被“人祸”毁灭了。我最早的记忆是，母亲带我们兄妹去县城照相馆照相的情形。我蒙蒙胧胧地记得，我对照相馆的那个儿童三轮车爱不释手，骑在上面到处乱转，母亲费了好大劲才让我暂时安静下来，配合摄影师完成了拍摄。这段零星记忆里所发生的事情，应该发生在我们家被毁灭以后、母亲带我们兄妹俩去流放地之前。母亲显然是想让这张照片记录下“人祸”毁灭我们家的历史瞬间。父亲入狱以后，母亲烧掉了有关父亲的所有照片，以至我一直不知道父亲的模样。这张我们兄妹俩同母亲的合影，母亲一直保存至今。
母亲的流放地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虽然生活条件艰苦，却因为地名含一个“美”字，而有一个好听的地名。据说，那里离唐僧“晒经”的地方不远。
与母亲同时被流放在那里的还有10多个“右派份子”或者“右派”家属。“改造”他们思想的劳动是放羊。后来听母亲讲，我们住在一个竹木结构、分上下两层的临时工棚里，下面圈羊，上面住人。
白天，母亲身披质地粗糙、被当地人称为“察尔佤”的御寒披风，手拿羊鞭，赶着她的那一群羊上山去寻找水草。她每天出门前，如何对她4岁的儿子千叮咛万嘱咐，让他照顾好2岁的妹妹？我已经不记得。我这个小哥哥领着小妹妹留在高山上那个高高的简易工棚内，怎么玩？怎么乐？怎么哭？饿了又吃什么？我也不记得。母亲始终不愿意提起那段令她心碎的往事。
转眼到了冬天，2000多米的高山上天寒地冻、冰天雪地。母亲如何在那滴水成冰的大风雪中牧羊，我不得而知。懂事以后，我曾经多次问过母亲，但她始终一言末吐。恶劣的天气，再加上对年幼儿女的思念、担忧，对自己命运的无奈，我想，那一定是难以言状地苦痛。60年代，我看了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知道了暴风雪的厉害。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提这个话题了。
在大人们都受不了的那个冰雪高山上，没人照顾的小兄妹是怎么挨过冬天的，我同样没有记忆。母亲后来告诉我，她放羊回家，妹妹跑到她的面前，举起那双冻得通红的小手，流着泪对她说：“妈妈，我的手疼。”母亲蹲下身，解开自己的衣服，将妹妹的双手放进自己的怀里，然后搂着妹妹一言不发，任泪水满脸流淌。母亲知道，不把2岁的女儿送下山，她将失去她。还好，管理人员动了恻隐之心，同意她请假把妹妹送回农村老家。[4]
由于年龄太小，我对流放地生活没有什么印象，留在我幼小脑海中的只有“一只长蛆的猪”。也许因为生活艰苦，我对突然而至的一顿“美食”记忆深刻。在我的记忆里，流放地杀了一条猪，将它的肉割开后，从里面爬出一条条胖胖的蛆。等我长大以后，我知道我的记忆有误。实际情况是，人们找来了一些生了蛆的腊肉，炖在锅里，满锅都是蛆。
当年“组织”上告诉母亲，父亲被判刑20年。她一直以为是“20年”，直到我这次写作，将法院的“平反”裁定书副本给她看，她才喃喃自语地说，“是15年……他们开会都说的是20年……”。
父亲带给我的是半生的灾难苦难，而带给母亲和妹妹的却是一生的苦难和灾难。
不幸始终跟着我的妹妹。她去农村老家的第二年遇上大饥荒，差一点就饿死在那里。母亲说，她再晚回去几天，就见不到妹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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