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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童年的命运同我国同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一致。
1950年成都解放时，父亲在成都开私人诊所。1951年，西康省[1]卫生厅在成都招医生，24岁的父亲怀着满腔热忱和对新生活的憧憬，毅然关了自己的诊所，应招进了西康省卫生厅，去了省会雅安市（现四川省雅安市）。当时，西康省所属各县医疗卫生事业极端落后，省卫生厅专门组织了工作队到所属各县开拓卫生事业。父亲参加工作队，去了西南各县。
据父亲说，当时，那几个山区县的医疗卫生事业几乎是个空白。有个新设置的县城，甚至连一条像样的街道都没有，更不要说诊所、医院。他们工作队帮助各县建立起基本的卫生机构，并组建起一个个医院、卫生所。可以说，父亲是这些地方卫生事业的开拓人之一。
由于父亲业务熟悉、工作积极，当地一个县医院的组建工作完成后，医院领导竟舍不得父亲离开。通过县委出面游说，父亲终于同意留在当地县医院工作。今天，我已经不可能弄清楚，当时县医院和县委领导是怎么劝说父亲留下来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那个“革命热情”异常高涨的年代，作为热血青年的父亲，肯定会被他们说服，即便这个决定会令他放弃相对舒适的城市生活，即便这个决定会令他一辈子生活在崇山峻岭的山区。当时的父亲不可能知道，他的这个决定以后会葬送他的大半生，同时也会祸及他的妻儿半生一生。现在，面对着父亲的遗像，我已经没有机会问问他：“如果再给您一次选择的机会，您还会选择留在那个山区小县城吗？”
开头几年，父亲在那个县医院的工作如鱼得水，他甚至还有机会去下面的城镇帮助他们组建“联合诊所”。当然，日常业务工作与行政领导的矛盾冲突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些矛盾冲突在正常情况下自会正常解决，父亲并没有为它们特别上心。
就是在那几年里，父亲认识了母亲，并游说她放弃城市生活，随他去了他的那个山区小县城。母亲至今仍然怨恨他的“花言巧语”，后悔自己的“轻信”和“无知”。不过，据说我的婴幼儿时代，父母经济条件不错，生活优裕，甚至还为我请了一个王姓奶妈。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我的家同其它数以万计的家庭一样，没有过几天的好日子从此永远结束了[2]。
最高决策层制定了“引蛇出洞”的“阳谋”[3]，诱导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在基层，规定人人过关，尤其要求那些有“反党嫌疑”的重点对象，必须提“反面意见”，不提意见就不许工作，不许回家。父亲的意志并不坚定，在熬过一些时日以后，他既想工作，又想回家，于是，就提了两条他认为不痛不痒的意见。其中一条意见说，共产党比较注重培养党内干部，但对党外干部的培养不够。[4]他天真地认为，这样就可以“混过关”去，却不知道，他已经为自己“下地狱”准备好了“通行证”。
当父亲这类“牛鬼蛇神”被引出“洞”以后，“秋后算账”开始了。父亲因为他的两条意见被划为“右派”。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
在一般情况下，每个单位的上下级之间、业务与行政之间总会因为这种或者那种原因而产生矛盾。在正常情况下，这些矛盾会通过相互协调或妥协的方式得到解决，虽然矛盾双方会因各自学识、修养和秉性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保留态度，但一般不会出现你死我活，必欲置对手、政敌于死地的情况。
但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最高领袖的错误会被一级级的官僚机构逐级放大，到了基层，这些错误会以极端荒谬的形式被执行。比如，高层部署“反右”，采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借用新闻媒体“引出”一大批“缺心眼”的大知识分子。到了基层，“引蛇出洞”变成了“逼蛇出洞”。基层官员创造性地设计出“征求意见”的“会议”，指定那些“有嫌疑”的知识分子参加“会议”，人人过关。他们规定“必须给党提‘反面意见’；不提意见就不许工作，不许回家”。于是，一条条“右派”言论被“逼”出来，一个个“牛鬼蛇神”被制造出来。
同样道理，当“秋后算账”时，各级官僚机构创造性地进行数量指标控制，象计划经济下达生产任务一样，“右派”数量指标被下达到了各级各单位。当上级领导认为“斗争”成果的大小取决于“右派”数量的多少，并以此考核下级的工作业绩时，各级官僚机构自会高定“右派”指标数量，逐级分解，并要求各级各单位任务包干。[5]
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各级领导认为“斗争”成果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右派”数量的多少，而且还要看在“右派分子”中能够清理出多少“现行反革命”和“坏分子”时，各级官僚机构就会制定出“扩大战果”的指导方针，并督促下级机构落实、完成。
当上级督促自己“扩大战果”，严令自己“整人”，并以“整人”的凶狠程度来考核自己的工作业绩时，人性中的“恶”被激活并膨胀开来。于是，因平时工作矛盾而保留的那个“态度”，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因人性中的“恶”的膨胀而转化成了“阶级仇恨”，结果是——父亲被“整”了整整一年，“右派”升级为“极右派”，最后再以捏造的罪行，定性为“反革命”，判刑15年。
那一年是1958年！
那个捏造的“反革命”罪行，说父亲“假借医疗，虐待工农群众”。父亲在坐牢15年、蒙冤21年接到“平反”通知后，对我说明了事实真相：在治疗过程中，医生会遇到一些因病因痛而肢体“失控”的病人，他们在病床上乱踢乱动，无法诊断，无法治疗（如无法输液）。这时，医生会叫护士用布条将病人固定在病床上。作为主治医生，父亲也曾叫人“绑”过这种情况的病人。不幸的是，其中有一个病人因病重不治身亡。他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他“虐待工农群众”并被判刑15年的“罪证”。
相当于现在的川西及西藏东部地区。西康省政府于1950年4月26日成立，省府驻地雅安市。1955年9月底，西康省并入四川省。
有些右派家庭幸运地“挺”到了1979年，也许又有了好日子，但是相当多的右派家庭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对于后一类右派家庭来说，他们的好日子“从此永远地结束了”。我的家庭是后者。
[3]
毛泽东在批判有人指责反右运动初期“引蛇出洞”的计谋为“阴谋”时宣称：“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37页）
据报刊披露，有的基层单位领导因为无法完成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便将自己也算作“右派”充数。结果他们真的被算作“右派”，并因此而饱受了人生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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