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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六十多年前印刷的文字照片早已经没有了新鲜油墨的气味，但是却至今清晰，我能够并不困难的就分辨出图片中民三五级女同学沉静的眼神，男同学抿紧的嘴唇。
那是一段抗战刚刚过去，举国悲喜交集，精神格外亢奋，物质空前贫乏，世道依然艰难的日子，生活是简朴的，技术是落后的，没有激光照排，没有套色彩印，纸张尤其菲薄，剪裁也不太整齐，大半个世纪过去，书页里面的人情世故早已没有芳香，再无声息。我甚至伤感的想到，手中的这一册很有可能就是绝世的孤本，是纯正的文物，是一个渐行渐远的年代里，那一群曾经蓬勃鲜活的生命，曾经绚烂的青春，曾经孜孜的求学，曾经缠绵的爱恋，所遗存的唯一见证了。
今夜读来，我依然是感动于那些文字的整洁、干净。无论是朱光潜先生语重心长的毕业赠言，还是短短四页薄纸简略精辟的武大校史，统统没有官腔、套话，没有虚情的粉饰，没有假意的敷衍，浓浓的，只有关于大学生活的眷恋，淡淡的，都是同期樱花即将飘零的离愁，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离离的情谊，是苟富贵，勿相忘于江湖的殷殷期待，拳拳嘱咐，当然更多的，是报效多灾多难祖国的赤子之心，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当年他们清瘦的校长周鲠生先生留在扉页上的毕业寄语就只有短短一句：“以日进不已之精神做继往开来之工作”。
苍劲工整的毛笔字透露出先生深厚的国学功底，严谨的治学精神。让我等后辈举目当前混乱的高等教育，逐渐丧失了写字能力的超男超女，真正有隔世之惑。
书页中的合影照片都已经微微泛蓝，但是人物的面目依然凝重、庄严，体态也大多偏于文弱。他们随意的或坐或站，不太合体的西服、长衫、旗袍、中山装就那样混杂在一处，包裹着他们明显营养不太充足的年青的躯体，有人的裤子明显短促，有人光脚穿着皮鞋，完全没有阿迪、耐克、彪马、彪牛的半点影子，突出了那个时代的艰难，多变，也在不经意间证实着那个年代中西的融洽，社会的多元，还有全球化的进步。而我，在这些鱼龙混杂的穿戴中，跨越六十多年沧桑，仍然强烈的感受到一种扑面的时髦与高雅，一种满腹经纶、学识渊博的斯文，一种看似漫不经心，骨子里务实求真的冷静，一种远离了世故圆滑的坦诚，一种与金钱地位毫无必然关联的不动声色的纯粹科学的风度，细细品读，还有一点魏晋，也有一点唐宋。
记得父亲说过，当年武大完全是用英文讲学的，笔记，板书，教材，教辅，统统是豆芽字，教授们也大多是留学欧美日本的博士、硕士，一水的海龟，并无克莱敦大学和方宏渐之流。单说教授他们化学系一年级普通化学的教授就是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的博士叶桥。
叶先生通晓德文、英文、法文，讲课时手揣在口袋里，眼睛老望着天花板，从来不看讲义之类的东西，总是滔滔不绝，信口开河，但是绝对深入浅出，头头是道，让羁傲的学子叹服。然而西文之外，他们也同样喜欢蒋光慈伤感的毛边白话小说，喜欢狂僧苏曼殊浪漫的古典诗歌，父亲最喜欢吟颂的两句是：芳草天涯人似梦，碧桃花下月如烟，以至于我在两岁时就能鹦鹉学舌，脱口而出，这其后又过了许久，直到有了些人生的阅历，步入了四十岁的初秋，才在蝉声月影中粗解其意境的深远,想起来也算好玩。
由此可见中文西文其实完全可以和谐相处，大不必薄此厚彼，举国托福。
其实在外国人眼里，我等亦是外国人，中文亦是外文，是更加诡异瑰丽的外文，洋鬼子大舌头，学中文，嘿嘿，更难，一曲周杰伦的《双节棍》就可以把他们彻底打晕，找不着北，只可惜近代不思进取，精气亏损，国力衰弱，不得不仰人鼻息，所以中文势微，西文雄霸天下，加上假洋鬼子们一个劲鼓噪，废中就西，灭汉随洋，记得五四时就有人狂吼，汉语不灭，中国必亡，抬望眼大有黑云压城，摧枯拉朽的意思，让人嘘唏，总觉得愧对祖宗，不敢去见孔老夫子，孟老先生。
这些不同系科的毕业照片中，最让我意外的，还是民三五级毕业学子人数的稀少，多么奇异啊，物理系，三人，数学系，两人，生物系，两人，矿冶系，四人，土木系，十人，父亲的化学系人数算多的，包括三个女生，也不过区区十二人。
与现今的教育产业化，疯狂大扩招相比，图片上这些数量少少的学子显得那么从容、可靠、稳健，那么的货真价实，那么的真材实料，绝不短斤少两，绝不心虚气短，很有些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沉着，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洒脱。
他们的自信也真是有道理的，正是在国破山河在的烽火岁月，内迁的武汉大学在偏安的乐山安顿下来，校舍粗陋，设备奇缺，学子们只得利用寺庙、茶馆、山野、树丛，利用一切可以安顿下课桌的地方，冒着日复一日的轰炸，抱定读书救国，待从头，收拾我河山的信念，孜孜不倦，严谨求学，居然就一丝不苟的念完了本科，并且英文很好，中文也不错，让吾辈在佩服之后，又心生今不如昔的感觉。怪不得老先生们要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
我至今不喜欢钱钟书的《围城》，也是和这本纪念册有关的。
钱某人用自己偏狭、刻薄、挑剔、冷酷、甚至有些残忍的笔法，把战乱中知识阶层的脆弱，其实是源自明清以来，国民性的先天血气不足，渲染得过分卑劣，刻画得过于入木，给了那些原本就对这个阶层抱有成见的人物更多鄙薄这个阶层的口实与弹药，钱某人痛快了，发泄了，成名成家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窃笑着数稿费了，留下的是整整一个时代知识阶层的伤痛，痛彻心扉，深入骨髓，至今无法愈合。
凭小说而论，《围城》语言好，幽默好，故事好，但动机不好，立意不好，心术不好，钱某人最大的不可取，是他忘记了做人作文根本的两个字：厚道。
事实上，钱某人所着力描写的，所轻薄调笑的，所鄙视不齿的，和这本纪念册中相类似的这个年代的这些人，这些衣着寒酸，面容清瘦的男人女人，不正是我中华国民的精英吗？不正是我中华脊梁的钙质吗？当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受教育的原本就少，上大学者更是廖若星辰，无论你喜欢与否，他们肩负的就是这个民族复兴的希望，这个国家复苏的未来。是他们，在烽火连天，国将不国的岁月里，以一张书桌的镇静，以读书救国的坚定，给了国家民族必将凤凰涅盘，浴火重生的自信。 |
